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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mh - 中国经济真正的挑战:我们为何不敢承认“已有足够”?

2026-10-14

1925年7月,上海的债权团达成了债务清算的方案,紧接着在同年8月,由上海银行团派驻的经理接管了大生纱厂的财务与经营事宜。创始人张謇名义上仍担任董事长,但实际上经营控制权已转交给了债权方。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份,张謇已年过七旬。然而,八个月后的1926年8月24日,他在南通辞世。这位曾经的状元和实业家,最终却被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所击倒。

张謇的履历可以用“辉煌”来形容。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,1894年成为状元,41岁时理应步入仕途。然而,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他脱下官袍,转而回乡兴办纱厂。1899年,大生纱厂在南通的唐家闸顺利开业,拥有两万多纱锭,雇佣了千余名工人。早期的经营状况良好,盈利渐丰。

然而,1914年一战的爆发让欧美列强陷入战斗旋涡,而中国的棉纺业却迎来了极具潜力的六年。那时大生纱厂的机器24小时不停运转,产出的纱线立刻被抢购,到账的银元涓涓不断。张謇乘势扩张,投资新厂、购置土地、经营盐业,形成了一张多元化的企业网络,大生系声势浩大。南通这座江北小城,在他的努力下,成为了中国首个“模范城”,学校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公园、马路一应俱全。张謇曾自豪地表示,开办一分实业,就是为国家积蓄一分底气,气概斐然。 qmh

然而,他未曾预料到的是,工业时代的致命一击,并非源于无法生产,而是过度的生产。1918年底,一战结束,1921年、1922年,欧美商品卷土重来,尤其是日本纺织厂在中国市场的猛力扩张,导致市场上棉纱供给迅速增加,价格随之暴跌。原本“扩张越多越赚”的策略,瞬间变成了沉重的负担。他的勤奋和清廉无可否认,毕生的财富几乎都回投于实业与家乡,但他却输给了一个尚未完全领悟的道理:一旦工业化启动,产能如野马脱缰,扩张速度总是超过消费能力。

当货物堵满仓库、资金回收无望时,企业不得不裁员,工人失业后,消费能力进一步减弱,产品销售将愈加困难。如此一来,衰退的循环便开始了。马克思在百余年前已经洞悉这一道理,但从张謇到今天,无数实业家仍在相同的困境中摸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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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的根源,或许藏在中国人深层的文化意识中。历史上这数千年间,家庭、村庄、王朝最深的恐惧无疑是对资源匮乏的担忧——粮食、布匹、种子的不足。每当荒年肆虐,生计就可能受到威胁。对匮乏的敏感的确是已经根植于我们的基因。然而,工业化的现实却恰恰反转了这种过往的经验。如今,一条生产线的产出相当于昔日一个村庄一年所能实现的成果。 qmh

进一步审视,中国实质上在农村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体系之间的跨越,仅仅过去了不到四十年。此后生活无忧的局面,不过是近几十年内的结果,因此在面临经济放缓时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依旧是:增加努力,多生产,至少能避免饥饿。这种在辛苦岁月熬出来的本能,本无可厚非,但是张謇的教训始终警示着我们——仓库已满,再拼命塞入的非但不是财富,而是潜在的风险。

时光快速推移至今天,走进汽车销售店,销售人员满脸热情地推销:“这款电动车去年报价十五万,而现在已经降到了十一、十二万,厂家还提供额外的补贴,如果再耐心等一等,或许会更便宜。”如果联系到光伏行业,你会听到朋友无奈的叹息:“价格都下滑到赔本的地步,但停产又无奈,工人要怎么安置,贷款又该如何偿还?”这些画面拼在一起,会让人不禁深思——我们缺失的,或许不再是产品。

2025年11月25日,工信部、发改委、商务部与央行等六个部门共同发布了《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》,在文件的标题中赫然标注着“促消费”三个字。细读其中条款后,会发现其实力求的重心仍然是在“供给”层面上——如何让产品更贴近市场需求并具备更高的品质,以此激发消费欲望。这不免引人深思,既然目的在于促使民众增加消费,何不直接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呢?为什么要在“增加生产与提高品质”上纠缠不清? qmh

经过反复思考,我意识到这其中的答案并不在经济理论中,而是在制度的框架之中。中国的税制以增值税为主,基本上是按照“生产地”进行税收分配。地方财政主要仰赖本地企业的生产活动,而非居民的消费行为。即使在消费补贴的情况下,资金可能流向不同区域,税收却未必长久留存;而开展项目、扩张产能,则能够双管齐下,拉动GDP并增强税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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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一算,纵使中央层面强调促进消费,地方政府仍然会偏向于扩充产能。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张謇时代的“越扩越好”的局面,历经层层制度约束,如今更进一步锁住了我们面临的现实。过去之所以未曾出现更大问题,归结于外部市场庞大的支撑。2001年加入WTO后,中国顺势接纳了全球制造业转移,成功蜕变为坐拥“世界工厂”的角色:欧美国家放弃产能,敞开采购,而我们则拼尽全力生产。

这种分工机制维持了二十余年,看似运转良好。然而,如今这一大买家逐渐疲态显露。至2025年底,美国联邦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,占GDP比率超过120%,仅仅是每年的利息就对财政构成了极大的压力。2025年5月,穆迪随即跟随标普和惠誉,调降美国主权评级,自此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均不再给予美国AAA的最高评级。美国再难独自承接全球过剩的生产能力,外部市场的收缩迫使我们必须向内寻求应对路径,这已成为无可避免的趋势。 qmh

令人欣慰的是,决策层对此早有觉察。自2024年以来,“反内卷”已成为经济领域内反复出现的热词,中央明确表示要整治“内卷式”的恶性竞争,光伏、钢铁、汽车等行业也陆续进行产能压减。这场经济变革的浪潮尚未结束,未来会如何发展,值得我们深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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